【传承农魂】马铃薯试验站纪事

【编者按】为迎接七十周年校庆，诚邀广大师生校友以文图影音记录奋斗岁月、讲述青春故事，共同书写属于八一农大的时代记忆。本文以亲历者视角，生动回顾了1961年国家粮食供应紧张时期，八一农大响应中央“瓜、菜、代”号召，组建马铃薯试验站的历史片段。通过技术攻关、师生共筑的实践历程，展现了八一农大人为保障粮食安全所付出的艰苦努力。文中提及的王震部长视察、多学科协同教学等细节，不仅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农业科研的重视，更折射出一代人在困难时期自力更生、科学报国的精神风貌。这段经历所凝结的师生情谊与奋斗记忆，至今仍闪耀着跨越时代的光辉。

　　1961年，粮食供应紧张，中央提出“瓜、菜、代”，各地研究发展能代替粮食的食品。合江农垦局双鸭山农场有位老技师邓玉贤，在马铃薯种植上，积累了丰富经验。他提出，利用芽条、浅芽眼种植，为“瓜、菜、代”提供一项新技术。因此，农垦部把邓技师调到部里，在全国垦区传播推广这项新技术，并决定在牡丹江农垦局农垦部试验场（850农场5分场）组建马铃薯试验站，研究和推广马铃薯种植新技术。

　　这项任务交给八一农大，学校指派我带领农管系二部（1959年入学）农学班去筹建。该班大部是少尉以上的转业军官，文化程度均达到初中以上，党员人数占到一半，班级管理军事化。

　　虎林县是牡丹江农垦局所在地，将来要建成垦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时，学校要搬迁至虎林西岗地区，以莫斯科大学主楼为样板的七层教学主楼地基已完工，二层楼的学生食堂已建成，正在进行室内装修。1959年入学的农管系二部学员正在这里边建设边学习，学员们吃住、学习都在帐篷里。那时，我正和农管二部学员参加建校劳动，系副主任姜魁先老师向我传达了农垦部的指示和学校的决定后，我迅速到农学班（八班）向班党支书武秀三（原上尉军衔）、班长李长亭（原上尉军衔）传达农垦部的指示和学校的决定，和班级全体同学讲解了建立马铃薯试验站的意义、要求和任务。他们听后非常兴奋，因为可以更进一步和专业结合，而其他班级将要去内蒙古开荒。我让他们做好准备，待选好站址后，马上出发。

　　我到部试验场，见到党委曾书记，曾书记热情接待，并让夏毓祥副场长陪同去选站址。夏副场长是老农出身，实践经验非常丰富，是王震部长亲自提拔的副场长，待人豪放热情，我们相处很融洽。他有强烈的渴求新知识的欲望，一路上不断问我一些农业知识问题。我们走了5、6个生产队，每到一个生产队，他都征求我对生产备耕的看法，我们虽然是选站址，但实质是我陪同他检查生产队的备耕情况。最后，我们选在三八队，因为该队由支边的山东、北京、天津女青年组成，没有家属和儿童，能保持我们试验田的隔离环境，而且交通也方便、房舍也宽裕。

　　全国马铃薯生产会议在克山马铃薯研究所召开，农垦部将参加会议的一个名额转给我校，学校派我去参加。尽管我是个青年教师，但因为我代表农垦部参加会议，所以报到后我被安排到专家卧房，我和我的老师李景华教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田芳研究员同住一个房间，马铃薯所的张畅研究员也是这个房间的常客。他们不时进行讨论交流，我得以聆听他们的谈话，这真使我喜出望外，能够近距离和全国知名的专家接触、学习、交流，的确是一桩幸事。

　　这次会议重点研讨了马铃薯退化问题，李景华教授代表种薯无性繁殖老化学说，田芳研究员代表病毒退化学说，张畅研究员代表高温退化学说。这更是我难得的学习机会，和他们的交流和请教，使我增长了很多知识。我把建立马铃薯试验站的工作向他们作了汇报，各位老师很支持，并提出一些建议，张畅老师还给了我一些早熟的种薯和种子。会议结束后，我背了半麻袋引进的种薯回来。

　　回来后，我通知农管二部八班从西岗转移到部试验场。同学们来到后，马上投入到建站劳动。我们首先安置好生活环境，把连队新建的大食堂改建为宿舍和教室。没有床铺，同学们就上山伐木砍柞树条回来搭建。这样搭建的床铺具有弹性，同学们笑称为“弹簧床”。同学们又在队部房山头搭建了一栋茅草房，作为我和其他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接着，又把队里食堂扩大。生活设施完备后，我们就投入到试验田的区划、设计和施工。队里划出一晌地作为我们试验田，学员们开始进行平整土地和播前整地的工作。

　　我设置了马铃薯原始材料圃，早熟品种鉴定圃（由内蒙垦区引进的早熟品种和我从马铃薯所引进的早熟品种组成），早熟、节省种薯栽培实验圃，推广示范圃。我还设置了防止马铃薯退化综合试验区：种植了无病毒感染的实生苗，设置了防止二十八星瓢虫飞入传播病毒的网室。

　　我指挥学员们划区播种。待试验田出苗后，邓技师来检查工作，看到我们试验区如此完善又规范，非常满意，马上向部里汇报。不久，农垦部园林处处长苗久合来到试验站检查，随同而来的郭秀媛技术员（1957年南京农学院毕业）评价说：“这是名副其实的农垦部马铃薯试验站。”五月上旬，北京农业大学蔡旭教授（小麦专家）和孙耕教授（耕作专家）为首的5人赴垦区考察团来到我们试验站考察，对我们试验田的部署、小区的排列、试验项目的安排，均表示满意，并提供我们赤霉素，建议我们设置赤霉素浸种促马铃薯早熟试验，我们马上就增设了这个项目。牡丹江农垦局农业处的领导也来到试验站视察，给予我们很大支持。

　　6月初，王震部长到部试验场7队（部长试验田）召开防除田间杂草现场会。会议期间，我突然接到场部电话，让我向王部长汇报试验田工作，并指示在我试验田接待王部长，不要惊动生产队和学员。上午9时，王部长来到我们试验田视察，认为我们的试验符合垦区的需要，并指示我们的试验工作一定要贴近老百姓的生活。由于首长和各级领导的肯定，我们全体学员深受感动和激励，更增强我们办站的决心。

　　从那以后，邓技师到各地检查工作，都要把我带在身边，并动员我调入农垦部，作他的助手。他把这个意见反映到苗处长，苗处长也同意。

　　一天，苗处长带领邓技师和我去八一农大会见姜校长。苗处长原军衔是大校，是司局级待遇，因农垦部只设部、处两级，穿上将校呢军大衣，焕发英姿。无独有偶，姜校长也穿上将校呢军大衣在接待，两位首长严肃认真。苗处长直奔主题，也不回避我们，协商把我调到农垦部园林处，理由是部试验站就应有部里人管理，说我是最合适人选。姜校长说：“既然部里委托我们学校来建站，我们会全力以赴。我们的教师来之不易，是王部长请求高教部支援边疆，从各院校分配来的青年教师，而且经过筛选留下的骨干教师，一个萝卜一个坑，缺一不可。”协商没有成功，邓技师非常遗憾，姜校长指示我一定要听从园林处指挥，全力办好马铃薯试验站。

　　办站期间，我本着边实验、边学习、边实践的原则安排教学活动，我既是试验站的指导老师，指导农管二部八班的实验任务，又是这个班的班主任，负责班级的教学安排，制定教学计划，并亲自授课。他们上课就在宿舍，学生每人一个马扎，坐在床前，床头就是课桌，山墙立块黑板就是讲台。我根据农时季节和实验任务的进展安排教学，安排了“植物学”（王敬立老师讲授、浙江农业大学1952年毕业）“土壤肥料学”（梁季琳老师讲授、四川农学院1959年毕业、女）、“耕作学”（杨爱茹老师讲授、东北农学院1959年毕业、女）、“植物保护学”（辛惠普老师讲授、沈阳农学院1953年毕业）、“作物栽培学”（王法政讲授、东北农学院1960年毕业）、“蔬菜栽培学”（陈士义老师讲授、北京农业大学1959年毕业），“农业机械化”（武井田老师讲授、东北农学院1960年毕业）这些实用课程，老师轮流并穿插上课，以讲实用技术为主，同学们边学边实践，兴致极高，学的也踏实。在这一年里，我们取得了农垦部满意的结果，也有5位同学收获了爱情，组建了家庭。我们证实了马铃薯早熟节省种薯的新技术，提供了科学数据，也补充了一些新技术。邓技师和园林处很满意，我们圆满完成第一年的实验任务。

　　年底，由于粮食增产，国家不再提倡“瓜、菜、代”了，农垦部也撤销了“马铃薯试验站”，我和同学们这才返回学校。回校后，学校迎来了毕业典礼，学员们年前纷纷走向工作岗位。班级党支书武秀三留校任后勤处伙食科科长（后提为总务处处长），班长李长亭及刘成库等9名学员留在由我校农场改建的外交部农场工作。

　　后来，在贵州省农垦厅工作的喻崇武同学，来参加三十五周年校庆，回去后写了封情真意切的信给我。信中写道：“王老师，您好！这样称呼您，老师想必不会见怪吧？一想到学校，就想起我们共同在一起的那段艰辛而美好的时光，虽然您的学生都可以算是您的“大哥哥”，可您的为人和工作态度却受到了大家的尊敬。校庆时，您一眼就认出了分别三十一年的我——这位并不起眼的学生，真令我感动和钦佩，虽然您现在已是校领导，但我还是觉得，称呼您‘老师’更为亲切......”

　　我深深地感动于，已分别三十多年的同学依旧怀念那段艰辛而美好的时光，我们建立的不是一般的师生情谊，而是深厚的兄弟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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