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农魂】铁笔刻出的记忆

　　2026年是我们农机75级入学50周年。经过半个世纪的历程，上学时的很多美好记忆都逐渐淡漠了。但有件事却难以忘怀，就是上学期间帮助老师刻印辅助教材。退休之后，每当翻出那几本油印小册子，很多往事便会历历在目。很庆幸这些油印件保存了50年，不是因为它们记载了多么珍贵的知识，是因为那是我自己亲手刻印，饱含着自己的刻印技艺和劳动成果，因此一直没舍得丢弃，铁笔刻在蜡纸上，也刻在了脑海中。

　　当时我们年级120余名同学，每人都使用过的教材，但保存下来的可能是孤本。今天再展示出来以勾起那段尘封的记忆。

　　随着计算机汉字输入法的发明，油印方法早已被替代多年了，就像活字印刷术尽管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也一同被淘汰了。能见到的油印印刷品都是上个世纪的产物。年轻人可能没见过，可在上世纪中叶到80年代，却是主要的印刷方式。任何单位都离不开，就如今天的电脑、打印机、复印机一样的普及，一样的作用，一样的重要。所谓油印技术就是在表面涂有蜡层的腊纸上，用铁笔划出能透过墨汁的划痕，把蜡纸铺在待印纸张上，在腊纸上涂抹油墨，墨汁透过划痕印在纸上就完成了印刷，最重要的环节是用铁笔刻写蜡纸。蜡纸需垫在有细密网格的钢板上。用铁笔刻划，通常叫刻蜡纸。

　　油印技术尽管设备简单，但记载的知识量和信息量却不逊于其他任何印刷方式,特别是字号大小，可任意刻划，字体可任意书写，一些特殊符号可以任意描划。刻印者一支铁笔全面搞定，全凭手法功力。具有无可替代的快捷方便、印刷效果立时可验。而低廉的成本不及其他印刷方式十之一、二。所以被广泛应用于机关、学校等文化单位，作为主要的文字处理方式盛行半个多世纪。甚至个别应用可追溯到解放前的战争年代。

　　在学校里考试试卷、习题集，学习辅导材料，甚至翻印教材。凡是要发给学生的纸质材料大多用刻字油印。会刻印的教师自己刻，不会刻印的教师就把文稿交给学校负责部门统一刻印。所以油印方式是当时不可或缺的教学手段，成为一代人共同的记忆。对于学生，铁笔划过蜡纸的沙沙声，油墨的特殊气味，以及老师伏案刻写的背影，形成独特的校园记忆。

　　我学会刻蜡纸可以追溯到1973年在乐山农场机关工作时。那时农场的文件印制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铅字打印机，一种是刻蜡纸油印。打字机需要打字员在字盘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找，找到一个字操作一下，铅字模就在特制的腊纸上打出一个字形，然后再找下一个字，虽然打出的铅字很规范，但打字的速度太慢。所以非重要文件不用打字机，大多数文件、通知都是刻蜡纸油印。我到场机关工作后对这项刻印技术感兴趣是因为小的时候看小说《红岩》，其中的地下工作者翻印《挺进报》就是用的这种方法，印象很深刻，一直觉得很神奇，自然想试一试。还有一点是我们人人都从小学写字，但是总没别人写得好看，通过刻字练一练写字，也是不错的选择。工作的同时能练字何乐而不为。那时机关有好几台油印机，铁笔蜡纸随手可得。因此就找来纸、笔、钢板试着刻写，逐渐上手了。后来物资科的汤寿绵会计看我刻字比较上道就借给我一本《油印技术》小册子，让我学习，又具体指导我刻字，还借给我一支圆头的铁笔，用以刻空心字、美术字，还教会了我怎样修改刻错的字；怎样使一张蜡纸印到300份；怎样套色印刷等等。因此就初步学会了从刻字到印刷一套流程。记得那时整个机关只有文印员金介、会计汤寿绵和我三个人会这套技术。后来会得人多了，并不觉得有多难，但当时很多人不感兴趣无心学用，会刻字的人真不多。

　　那时机关文印室只有两个人，而要印发的文件很多，她们忙不过来，只能捡重要的文件往前排，其他文稿不断积压在她们手里。当发现我能刻写蜡纸后，总邀我去帮忙刻写文件。因而我的刻写水平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特别是在刻写当时比较流行的长方字体时，得到文印员金介的具体指导，逐渐练得又快又整齐，技术趋于成熟，后来各科室送到文印室的文件一有积压便来找我帮忙刻印。例如生产科拟发春播通知，送到文印室说要等一周才能轮上印发。为了不违农时就直接来找我刻印，第二天就印发了，因此油印这种小技术也成了我沟通各科室的媒介，我又少不惜力，有求必应，乐于帮忙，帮助了别人，锻炼了自己，收获多多。

　　特别出彩的是，为本科室刻印财务报表。我当时在计财科，年终决算需要很多表格，例如《财务预算表》，《财务决算表》，《固定资产变动表》等等几十种，叠起来要有半尺高。财务科本身每年都要用。各连队，各独立核算单位的会计都要用。这些表格有统一的格式要求，要层层报送。但当年由于市场物资匮乏，买不到这些表格，派人到黑河分局去领，分局也没有，让自己想办法。年底了，马上面临决算，各基层会计不断来计财科索要，贾群科长急得愁眉不展。见此，我就主动请缨，建议科长用刻蜡纸油印表格代替，并刻了一张样表给贾科长看，贾科长见后大喜过望，立即着手安排人配合我，当天就找出上一年铅印的表格照着格式刻印起来，我这边刻写一张，其他人就印一张，大约刻写一周。完成了全部表格刻印，一摞一摞堆了办公室满地，随后通知各基层会计来，每人抱了一摞表格回去搞决算了。一点小技艺为科长解了燃眉之急。

1976年入学后我本无意炫技，但当时出于极左路线的影响本年级经常要印一些配合时政的宣传材料。例如：学习朝阳农学院开门办学；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教育改革；工农兵上管改等各个专题，当时学生们的政治活动很多都需要印些宣传材料给同学们传看，但绝大多数同学以前没接触过油印技术，我就义不容辞地帮助刻印了许多材料，至今只保存下一份《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的材料。

　　也因此被发现我会刻蜡纸，会油印技术。而后除了刻印一些宣传材料，老师们编写的辅导教材，补充教材，习题集，实习指导书等也来找我刻印，因为系里负责印刷的教务秘书只有一个人，忙不过来，我也靠这点小技艺充当了义工，乐此不疲。因为所有这些辅导教材都是用于我们年级教学的，刻印一遍就等于细致地研读一遍，等于提前熟悉了教材，等到老师在课上讲解时我已心中了然，不必再花心思去记，因而促进了自己的学习，也算付出与收获并存。

　　到当年6、7月份待刻印的材料越来越多，仅用业余时间就难以完成了。而我们年级碰巧当年取消了暑假，安排学生们去各农场参加麦收实习。所以系里就直接命令我不去参加麦收实习，全天刻印教辅材料。好在我在农场时参加过多轮麦收工作，对麦收各环节都很熟悉，不实习也对未来学业影响不大。所以就一桌，一椅，一支笔全天刻字，果然很出活。但是业余时间刻印时，每天刻印几小时还不太累，全天刻印却十分辛苦。又正值暑热难耐，彼时也没有空调、风扇。每天刻写8～10小时，又得十分细心，集中精力，免得出错。经常是一身热汗，腰酸背痛，手指手腕都疼，眼睛也瞪得发花。不过到底是经过农场艰苦生活磨炼过，这些苦还扛得住，总算坚持下来了。整个暑假一共刻印了多少份材料现在已记不清，只记得每天都在拼命地刻字。现在只能看到保存下来的这几份材料。到同学们麦收实习结束返校时，我的刻印任务也告一段落。后来看到同学们使用我亲手刻印的材料学习时，心里也是成就感满满。

　　回想那段刻印教辅材料的经历，对我个人来说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学校和同学们做点事情是有些小自豪，但对学校办学来说却不是自豪的事。我们在宣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时可以拿出来展示，但实际上却是学校办学的生存危机。试想，学生都入校了，还没有教材可用，不是生存危机吗？从另一个侧面说，这是学校干部，教师，学生面对生存危机的拼命地挣扎，努力地自救，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是积极的，也是无奈的选择，不得已而为之。如果能买到教材，哪里还需要自己刻印？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是饥荒年代的“瓜菜代”。那是开垦北大荒时的生产自救“人拉犁”。“如果有轿车，谁还开三轮子？！”

　　彼时文革后百废待兴，出版业还没有恢复元气，根本就买不到合适的教材，没有办法不得不自己翻印，请老师们临时编印。我们年级用的《机械设计》教材，《农业机械学》教材等，都是老师们找来一本旧教材。学校安排翻印，然后发给学生使用。而翻印教材最快捷，最经济的方法当然首选刻蜡纸油印。油印成书后再加一个铅印封皮，装订成册，倒也像模像样。像《农业机械学》图表太复杂，刻印困难，就用硫酸纸描图、晒成蓝图、裁剪、粘贴，一张图一张圈粘贴，一本书一本书粘贴，何其艰难。

　　教材缺乏的另一个原因是文革后还没有恢复规范的教师职称评审制度，教师对编写教材没有强烈的愿望，且编写了教材也很难出版。所以上学期间就没记得用过现任教师出版的教材，不像现在很多老师都有出版的教材。但是老师们有强烈的教书育人的责任心，希望学生们能学好每一门课，尽量为同学们多提供学习材料。因此应急编写了很多辅导教材、补充教材、实习、实验指导书，习题集等。这些材料大多采用油印方式发给同学学习中使用，虽然印刷没有铅印规范，但知识含量却不低，也不逊于铅字印刷。

　　其次教学资料如果都排铅字印刷周期太长。尽管学校有自己的印刷厂，但排铅字需要工人一个字一个字拣出来排版，特殊符号还要先把字模造出来，成本太高，而专业书籍印数又不会太多，单册成本就更高。有限的教学经费似承受不起，所以油印材料快捷、方便、成本低廉就是必然选择。

　　除了刻印教学资料，最难忘的是我还替系里刻印了一份《农机七五年级第一学年教育计划》其中包括指导思想，时间安排，课程设置，教学组织实施办法，各科课程教学大纲等。

　　如果说学生参与了自身教育计划的制订，听起来觉得搞笑。但那确实是历史的真实写照。真的是我一笔一画刻写出来的！学生们都入校了，还没有当年的教育计划，不可笑吗？但如果了解历史背景，便可以释然了。

　　我们那届学员都来自生产一线，文化水平差不齐，社会实践各不相同。比如在生产一线工作过几年，麦收实习，修理实习这些实践环节就没什么意义了。所以学员入校后摸清情况，适当调整教育计划也是可以理解的，是实事求是、因事制宜也并非可笑之事，还能笑那些认真负责的领导和老师吗？当时学生参与教育计划的制订也正应了那口号：“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

　　对于上管改这段历史，有些人不愿意回顾，似乎违背了某些教育规律，但是上管改是有一定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的产物。工农兵学员多数都有多年的实践经验。以我们七五年级为例，有近20名同学曾经在农场基层担任过领导职务，例如连队的党支部书记、连长，修配厂的书记、厂长，车间主任等等，我也是在连队当了两年多副连长才有机会上大学的，他们都有丰富的生产经验，管理经验，沟通协调能力强，自律能力强，入学后很快融入了学校这个集体，适应学校管理制度，有些人参政议政的能力不逊于学校的基层干部，所以才有意识有能力参与上管改。实际上，上管改不是空洞的口号，当时学生除完成学习任务确实参与了学校的很多工作，例如学生实习单位的联系由学生代表学校去落实，我们班的修理实习就是我和张宝臻同学去八五四农场修配厂联系落实的。学生也参与招生工作，我就是由在校的73级同学陶敬久和杨老师在山河农场招来的。学生甚至还参加到学校革委会中当委员，成为校领导成员，例如农学73级的陆xx就曾任校革委会委员。可见学生上管改并没有抢班夺权，给学校添乱，而是促进了学校工作，还是正面的意义比较大。相对来说从校门到校门的学生是做不了这些事的，也参加不了上管改。至于我，只是帮助学校刻印了一些材料，是实实在在的一些工作，如果算作上管改，我也不置可否。

　　五十年沧桑巨变，几份泛黄的油印材料折射出当年缺乏教材的囧境。但就我们边疆办学来说、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没有社会依托，远不止缺乏教材这一种困难，办学之艰难更重于其它城市院校，还有诸多艰难困苦可以历数，例如：

　　我们上学要持“边防证”才能到达学校；

　　当年我们年级要自己搭帐篷，住在帐篷里开门办学；

　　同学们要驾驶拖拉机为四连耕地耙地，拉砖，建食堂，作为实践课；

　　学生帮助老师去北山上砍柴，挖菜园；

　　学生和老师站在露天看电影；

　　学生宿舍走廊里结过冰；

　　学生生病了可以在食堂买一碗面条，作为病号饭；

　　六分钱可在食堂吃一顿早餐（馒头4分，玉米糊1分，咸菜1分）；

　　学生和老师步行去二连挖水渠；

　　学生要自己浇冰场，各班轮流；

　　学生一人发一包干粮，坐着卡车去五连打山火；

　　我们偶尔要端着水盆去一连打水；

　　我们晚上要经常带着蜡烛去教室自习……

　　这些我们七五年级都经历过，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无人叫苦仍然努力向学，靠着“唯实、坚韧”的农大精神一个一个战胜这些困难坚持下来了。当改革的春风吹起时我们完成了学业，走向了新的工作岗位，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2026年3月于北京